第442部分最新章节，第1页_民国之文豪崛起无错免费全文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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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行知说：“你下午派人把那个学生的档函函件送过来。”

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以前办的学校，内迁时他把所有档案都带到了重庆。

这种找人开后门的纨绔子弟，换成别人直接就推掉了。但陶行知却认认真真去查档案，果然发现1929年那一届有个叫段志开的学生。他收到中央银行的函件后，立即回函写道：经查证，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，学习成绩合格，学习社会学……

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，连忙打电话过来：“陶先生，请你通融一下，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户推掉。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屁本事都没有，进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。”

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：“不管他现在好与坏，也不管你们要不要他，我只是真实的反映情况。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，我只能证明这个。”

两天后，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物上门，说要感谢陶校长帮忙。

陶行知闭门不见客，只写了一张条子：“我是从事教育的，一直在强调真实，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。”

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，也不知在做着什么思想斗争，突然放下礼物转身就走。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道，而是选择参军打仗，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。

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七月下旬。

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，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，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。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，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，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。

“陶校长，稀客，稀客！”周赫煊笑着迎接。

陶行知也不绕弯子，开门见山的说：“周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。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……”

“需要多少？”周赫煊直接问。

陶行知说：“一万法币。”

周赫煊笑道：“现在物价飞涨，一万法币哪够用？我给你十万！”

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，只够买几十袋面粉。

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，抱拳道：“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，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，陶某感激不尽！”

周赫煊说：“以后学校资金不够，尽管来找我。”

陶行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，连连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，日军入侵华北之前，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。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，主要吸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，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（当老师）。

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，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。

抗战初期，常凯申就特别做出指示，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，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。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，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，经济越来越困难，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（大后方）在校小学生数量，从1936年的300万，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。在校中学生数量，从1936年的48万，增长至1945年的120余万。在校大学生数量（含专科），从1936年的4万，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。

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，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，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。

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，虽然常凯申干了很多混账事，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，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。咱们说句实诚话，这些在抗战中走出的学生，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980【家访】

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，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

第一，国家教育重心，由战前的高等教育，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，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。

国府明令规定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，每保设国民学校，均包括儿童、成人、妇女三部分，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。

当然，不喜欢国党的朋友，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。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，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，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。

不过在1940年以后，由于地方财政困难，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，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“特种基金”纳入预算，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。这一举措，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，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。

第二，中高等教育，由战前的精英教育，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，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。

以前能读大学的，除了师范专业以外，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，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，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。

但在抗战期间，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，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。别说让他们交学费，就解决温饱都够呛。

于是国府采取“贷金”制度，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，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。到后来，“公费生”取代了“贷金”制度，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。

贷金制和公费制，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、读大学，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，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，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。

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，但至少能吃饱饭，至少能读书不是？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，毕竟国家财政困难，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。

整个全面抗战期间，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，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。

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：“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，对得起国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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